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挂帅，轻忽人文伦理的情况下，一些问题就不断的呈显；由于自私心、自利心的作祟，人们普遍缺乏公德，缺乏对生命应有的奉献；旧的伦理规范逐渐瓦解，但新的伦理规范又未建立之际，我们应如何对旧有的规范，经由创新的诠释而走出应有的道路？这时儒家伦理与基督宗教伦理思想的蹈厉，正是我们寻找新秩序、新规范的依据，也正是迈向新世纪展望之所在。
一、应重视儒家伦理与基督宗教伦理思想所具有的普遍性：儒家伦理的普遍性，在于它对人性的理解，人性的本身并不受时代、地域的限制，如果儒家对人性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他所发展出的伦理思想以及具体的构想，就具有普遍应用的价值。人伦观念的仁是推己及人的仁爱；它强调由近及远，不断向外扩展，从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境界。而基督宗教伦理注重「人伦」、主张「爱」，爱天主亦爱人，其伦理原则是「群体伦理」。
儒家强调的「仁爱」与基督宗教精神的「博爱」是相同的，因为一个人不能自爱，就不可能爱家人、爱他人；自爱意味着对自己负责，重于培养自己的人格，维护自身的尊严，勉于将自身的潜能发挥为实现。人伦关系是通过道德义务的履行而实现的，它既确定了人伦关系中道德义务的对应性，也确定了因人伦关系中的位份，所应承担的道德义务的绝对性、客观性、必然性。其所表现出来的是「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也正呈现出它的相互性与普遍性。
二、通过认同传统伦理价值，以防止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实际，都有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的问题，然而当我们遇到价值观念危机、家庭结构解体、市场经济竞争时，又如何处理呢？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利益是很重要的驱动力，但是因着不正当的逐利行为可以败坏个人道德。因此，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加强个人道德修养是一个重要问题；道德的理想主义，代表的是一种追求，一种对自我的超越，它的处世原则中的积极成分，对于在市场经济下过分个人化、实利化、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可以发挥一种自我调节、自我化解的作用。而在西方工业化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城市化和家庭结构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之间的血缘纽带和人际关系，使人与人之间冷漠而疏离；环境的恶质化和都市的喧嚣吵杂，更是物质文明发展下的受害者，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可以通过认同传统儒家与基督宗教伦理道德的价值来防止现代化所带来的弊病。
现代社会价值观改变之后，所产生的新兴伦理问题；当人类面对自己行为的责任，内在的道德自律永远不足，好象需要藉外在的科学证据才可以判断是非，科技之为用日盛，却反衬出伦理规范之衰落，宁非当今社会文明进步之一大讽刺？需要依靠DNA鉴定来解决的问题，多半是伦理的问题或是犯罪的问题，认祖归宗要DNA，强暴犯罪作DNA比对，以DNA鉴定来作为现代的一项科技利器，彷佛已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大救星；而这些问题背后所反映的，都是现代社会价值观改变之后的新兴伦理问题；伦理问题，能靠DNA帮上什么忙？DNA用以为科学鉴定，但比对确认之后，却只能说是问题的开始，而非问题的结束。
三、在伦理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扩充人性中的公共性以建构合理的公共福利与公共政策：儒家伦理对普遍性的伦理追求，与其全民素质的提升密切相关，它为中国人奠定了文化的基础。在自由主义渗入我们的时代里，主体性被凸显，人的自我肯定被加强，人也会为自己去寻找一个意义的问题；即肯定自由、强调平等。然而自由、平等的获得须负应有之责任，这时基督宗教伦理所重的「社会实际责任」、「社群的伦理」要人负起社会的责任，正是合理多元的走向。
因着社会多元的必然，于是逐渐发展出今日在政治上的民主政治，而要施行民主政治，则当认清公民概念；虽然儒家也讲「选贤举能」，也以「天下为公」为公共福利；但是，公共福利是什么？公共福利是否要表达人性？而公共政策的制定又如何能使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相配合？不论如何，公共制度是需要善意与知识的，这也是使得儒家所谓人性能在具体社会中显现出来的关键。而面对尊重每个人这种多元情境的需要，不只强调人向善的可完美性，而且也强调每个人最低限度的个体性，只要生而为人，为一个体，无论是人权、经济权、政治参与等，都应予以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