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甚么道德不能由我而定

我们谈论过,当我们受到不公义或不公平之苦时,这引发我们思考所承受的恶和被剥夺了的善。我们因而思考伦理和道德。当我们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时,在工作中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时,我们的名声或荣誉被他人玷污时,他人在情感上或生理上伤害我们时,他人羞辱我们时,我们抗议和作出申冤。我们称这些情况为「不公义」、「不公平」、「过分的」、「不道德」。

作为人,我们知悉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尊严;我们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权利(参阅「快餐哲学」,第54篇),当这些权利被夺去时,我们感到被侵犯。我们受到侵犯的经验让我们见到道德的重要性和伦理规则的需要性。我们视道德为一种保护。道德是保护由人性而来的人权。其实,我们对本性道德律有一种知觉或直觉。这直觉植根在我们内,只有在暴力的情况下才能被剥夺。

维克多.弗兰克神经学家,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生还者,在其1946年的著作中《活出意义来》(此书在他与世长辞时——1997年——已经卖出超过一千万本和被翻译为二十四种语言)中,描述了囚禁者如何在集中营中忍受恐惧之苦。每天面对着非人的残暴对待,逐渐地,囚禁者变得心硬、被动、麻木和冷漠——他们停止关注身边的囚禁者受到动物也不配的虐待。暴力剥夺了他们的道德感。

上一次我们谈论说,我们不能没有道德法规的生活。一些人认为,与其相信客观的和严谨的道德系统,我们应该在不同的文化或情况下调整伦理的标准。他们不相信我们应该拥抱一个普遍的和绝对的参考点。这称为「道德相对论」。

伯多禄.克里夫特在其教学《道德相对论的驳斥》文章中指出了五个主张道德相对论的原因:心理的(它给予我罪恶感,而罪恶感是不好的)、文化(每个文化也有其自身的规条)、社会的状况(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会被潜言默化地灌输某种的思考方式,使我们有别于其它文化)、自由的限制、宽容的需要(绝对的规条是残暴的)、情况(不同的情况,尤其是极端的,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法)。(请在文章末的网址浏览伯多禄·克里夫特的详细讨论。)

我们探讨相对论者的假设「没有事情是绝对的,所有事情是相对的」无效的原因。如果没有事情是绝对的,那么「没有事情是绝对的」这声明也不是绝对的。

在总结时,让我对道德相对论说明三点。

1. 不同的文化存在不同的价值固然是真,不管如何,对于最基本的善,各文化之间是有共识的。例如,很大机会没有文化会谴责勤奋、无私、智慧、乐观、自我控制。也有很大机会没有文化会赞赏自我中心、鲁莽、说谎、缺乏尊重、背叛,滥用自然资源。

2. 从以上所见,我们的人权受到威胁时,我们才便会意识到道德。我只可在他人都认同的情况下维护自己的这些权利。但如果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准则,那么公义的伸张只可能靠靠运气了。

3. 道德相对论本应是容忍的典范。但它不能够容忍信条。所以这论点本来就已经成为了独裁主义:「相对论的暴政」(拉辛格枢机,教宗选举前的弥撒讲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