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被黑的中世纪孕育了近代文明亮光

张国庆

科学胚胎发育于欧洲中世纪,这是公认的事实,但囿于教会对科学家的“残酷逼迫”,尤其是教科书对哥白尼、布鲁诺等人暗无天日的渲染,更加强化了中世纪的黑暗。但还原到历史大背景中去抽丝剥茧,一切虚晃皆相形见绌,真相呈现的却是:信仰是科学之母!

做这次讲座是个意外,我有次在一个传媒记者群看见大家都在讨论欧洲中世纪的文化和信仰,我平素不爱在群里发言,但那一次,他们中有人竟然把中世纪归类为“黑暗的世纪”, 着实让我一愣,没想到在互联网+信息传媒时代,记者也会犯这样小儿科的历史错误,我当下就决定做一次关于中世纪的讲座。

这篇文章由讲座整理而成,由于篇幅太长,分上下两部份发出,我要说的是:中世纪被黑,其实比窦娥还冤。

中世纪为何教会独大?

 

中世纪起源于欧洲蛮族时代的日尔曼人攻破西罗马帝国为起始,这一年是公元476年,这事多多少少与中国有点关系。

被汉武帝击败的匈奴人,退出漠北,又经过几百年的杀伐征战,一部穿越中西亚地区,到达今天欧洲的东北部,那时欧洲四分五裂,强敌如云,战云密布,既有强大的罗马帝国,又有蛮族四夷割据,剽悍的匈奴人在夹缝中求生存,左冲右突中,竟然成为欧洲乱局中的一霸。

476年前后,匈奴向日尔曼属地扩张,形成战争高压,日尔曼人为了减缓部落压力,战略性向西攻防,那时西罗马帝国年年征战,人困马乏,当高大威猛、毫无章法的日尔曼人杀到时,一触即溃,凯撒与臣宰尽都弃城而逃。

罗马城破,本应玉石俱焚、生灵涂炭,但一场迫在眉睫的屠戮,却嘎然而止。因为溃逃的人群中突然出现了高举的十字架。

危难时刻,教会领袖们毅然留了下来了,他们此时挺身而出,高举着十字架代表罗马市民与野蛮的日尔曼人谈判。那一时期,罗马政治体系已被摧毁,但日尔曼人又缺乏公共管理替代方案,于是教廷就成为社会治理和人心安抚的中坚力量。

有人会纳闷了,为何皇帝老儿们都逃了,那些主教、神父留下来不是自寻死路吗?关于这个问题,我相信是人肯定都有挣扎有畏惧,但不一样的是,这些神职人员因着信仰,也有效法耶稣基督之死的信心和勇气,这种坚毅与爱,确实在乱世之秋,搭救了多方多地罗马国民的系命。

天意如此,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势力非但没有减弱,教会神职人员还利用信仰的凝聚力和社会治理方面的专业经验,帮助日尔曼人管理地方,渐渐地,野蛮的日尔曼人被驯化后皈依基督教。

那时的欧洲,战乱连连,有点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或五代十国时的天下大乱,这种比喻实际也不恰当,因为从杀伐征战,乱相丛生来看,欧洲更为混沌,仅日尔曼人控制区,就有大大小小上百个封分国家,此后高卢人(法兰克人)、英格兰人等蛮族在这里轮番争霸,又有维京海盗(北欧挪威、瑞典人)常年袭扰,你进我退,城头变幻大王旗,各领风骚几十年,而每次危难,最后都是由教会领袖们出面收拾残局。

如同对日尔曼人的教化,此后,高卢人、英格兰人,维京海盗等蛮族,也纷纷皈依基督教信仰,教廷也从原来罗马帝国的行政辖区,扩大到整个欧洲和地中海沿岸。而且,君权神授,新的当权者总会求助于教会的文教治理和心灵感化的力量,几乎新建立教堂都会成为欧洲治地的公共中心,罗马教廷随之获得了空前的权力。

这种权力大到什么程度,欧洲各地国王必须得到教廷册封和加冕,才会被国民认可,教皇甚至可以免去或解除国王的权柄,罚为庶民。

但必须承认,这种权力不是窃取和耍诡计得来的,是欧洲进入中世纪后的社会诱因,正因为教廷权力巨大和无以伦比的凝聚力,欧洲逐渐走向稳定,并减少了杀戮,挽回了更多的人系命,成为一种无可替代的唯一的和平力量。

也即是从另一个层面讲,若基督教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信仰,没有社会凝聚力量,那么欧洲的戡乱将不可收拾,社会将陷入更大的血光之灾,各族各民都将血流成河。

宗教栽判所其实是一座逃城

如果我告诉你,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不是为了逼迫和陷害,而是为了更为公正的审判,你信吗?

这是一个完全颠覆的人文概念,而事实上,历史学家们早已经冲破岁月的弥障,穿越各样的构陷,重新抵达历史真实的现场,他们告诉我们一个当惊世界殊的结论,欧洲宗教裁判所,其实是仁慈的法庭(不打引号)。

我们的见识与历史学家们存在一条可悲的鸿沟,但……别急,我特别向诸位推荐两本书,一本是爱德华・彼得斯的《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一本是亨利・凯门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The Spanish Inquisition)。当年,这两本书出版发行时,引起过巨大的震动,因为它把那个形容为可怕的黑暗时代,重新归位到人类社会亮光的进程中。

我们不识真面目,只缘身在蒙昧中。

此外,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斯大学历史系主任托马斯・F・梅登教授(Thomas F.Madden)的“宗教裁判所的真面目”一文,也颇值得一读,他用深入浅出的文笔和严谨的考证,差不多把宗教裁判所的台前幕后说透了。

有了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打底,我相信你对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认识,会有自己的主见了。

我们先来看看下面这张图,这就是西班牙画家戈雅所画的《宗教裁判所》

这是1000年前的法庭,有法官、有书记员,有辩护人,还有陪审员,你可能会大跌眼镜,这真是宗教裁判所吗?事实就是,而且还是宗教裁判所中最“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场景。

显然,宗教裁判所没长青面獠牙,也没有酷刑,程序严谨,审判基本客观公正。

我们不妨设身处地回到中世纪去看看,如同赤壁怀古那般。

中世纪早中期,是欧洲各地蛮族归顺和教化的时期,但欧洲遗留的巫术和邪教却是屡禁止不止,加上各地领主和权贵常年征战,动荡的欧洲杀伐不断。

而教会遵循的戒命却是:那流人血的,他的血必为人所流;那流无辜者的血,就是流自己儿女的血。

宗教不只是人们在教堂里实践的东西,它就是那个时代的科学、哲学、政治、个人身份和拯救的希望。如果异端邪说横行,不但岌岌可危的欧洲社会就可能会进一步分化瓦解,而且国家、领主之间的战争也可能演变成新的信仰战争,宗教裁判所的兴起与此有关,但主要功能仅限于对异端的审判。

对于信仰归顺的欧洲来讲,国王和各地领主都制定了惩处异端的法律和条例,最著名的就是由查士丁尼大帝制定和颁布的《查士丁尼法典》,异端分子背叛了上帝和国王,就成了外来的危险分子,在国民与信徒看来死不足惜。那时惩罚异端差不多就成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而且各地都出现了用刑过度,滥杀无辜者的现象。

但在教会看来,异端分子只是离群迷途的羔羊。因为圣经中耶稣有专门的训导,九十九只羊,他必不撇下一只。作为上帝的牧羊人,教皇和主教们有责任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把他们带入正途。这样,中世纪的世俗领袖们汲汲于捍卫自己的王国和领主土地,而教会则在努力拯救灵魂。宗教裁判所应运而生,为异端分子提供了一种逃脱死刑并重返社群的出路,就像旧约中的逃城。

也即是说,宗教裁判所不只是功能单一的审判庭,而且还有爱和怜悯关怀,教皇把宗教审判权从领主和国王手上收回来,为后来改教运动后政教分离作了一次有益的尝试,即使今天西方政府和法庭,仍然没有判定异端和邪教的权柄,这一权柄仍牢牢握在大公教会手中。

这是宗教裁判所对历史的一大贡献。

1998年,梵蒂冈向来自世界各地学者开放了宗教裁判所的档案。后来,学者们写出了长达800页的报告,其中最令人震惊的结论是,宗教裁判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恶劣,拷掠并不多见,即使那些被送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人中,大约也只有1%被执行了死刑,也即是在长达近400年的审判中,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也只有2000人被执行了死刑。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宗教裁判所没有时代局限,其蒙昧与禁锢也不少见,但倘若以你今天的“上帝视角”来看问题的话,宗教裁判所的弊端显然很多,如果你能站在中世纪的环境诱因中审时度势地评判的话,宗教裁判所其实是仁慈的法庭,是有爱和怜悯的逃城!

文艺复兴从中世纪就开始了

当我说到中世纪的文艺复兴,你千万别瞪大眼睛,没错,文艺复兴从中世纪就开始了,而且还是两次文艺复兴,这为后来改教运动后意大利文艺复兴积累了伟大的爆发。

第一次文艺复兴始于公元8世纪,称为加洛林文艺复兴,有人形象地形容这是“欧洲的第一次觉醒”。

这是发生在欧洲中世纪最重要的社会人文现象,其特点是通过基督教思想的提倡和宗教教育统一民心后,使基督教的传统与日耳曼民族的活力融为一体,欧洲在经历罗马帝国的辉煌后,重新与阿拉伯、印度和中国等文明古国比肩而立,并由此为起点,开始大步超越其它文明古国,最终成为世界前进的火车头。

这一时期,印度和中国社会生产力开始下滑,而欧洲开始处于旺盛的上升周期,在其后数百年内,欧洲脱颖而出,成为人类科技与文化中心。

教会与查理曼大帝是这一文艺复兴时期的总导演和主要推动者,希腊哲学思想和文化精髓与基督教文化密切地融合在一起,使中世纪的基督教真正具有了西方近代文化形态,也即是欧洲文化基督化。其后,“七艺学”的得以普遍推广,欧洲人尤其是归化后的蛮族,开始系统研习数学、几何、音乐、天文、文法、修辞和逻辑,为后来大学的兴起奠定了文化基础。

没错,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最大成果,就是推动并产生了世界第一所大学。

1088年,欧洲中世纪中叶,“七艺学”带来的学术研究热与基督教经院学融为一体,宣告意大义博洛尼亚大学正式成立(比中国大学早了800多年),并迅速成为欧洲重要的学术中心,历史慢腾腾的节奏突然健步如飞。

特别令人尊敬的是,意大利皇帝费迪南德一世还专门颁布法令,规定大学是一个不受任何权利影响,可以进行独立、自由研究的场所,这一法则被欧美大学继承至今。

到14世纪时,博洛尼亚大学已经开设了法学、艺术、药学、哲学、数学、天文、逻辑学、修 辞、语法等学科,而此时的印度正被蒙古、中东穆斯林和西亚诸国轮翻分割和文化渗透,陷入欧洲蛮族时期的战乱,信仰的多元化加速了区域的分崩离析,印度陷入长期衰落;中国呢?仍然停留在“融摄道释,要归于儒”的帝制神学时期和之乎者也的科举时代,欧洲中世纪在学术研究上,当仁不让地把一切文明古国统统甩在身后。

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博洛尼亚大学果然不负重望,培养出了象但丁(Dante Alighieri)、哥白尼(Nicolò Copernico)这样一大批伟大的学者,他们连同他们的著述,成为后来意义大文艺复兴时的星星之火。

直到今天,古色古香的博洛尼亚大学仍然屹立于世界大学之林,而且还是意大利排名第二的大学,注册学生近十万。

中世纪第二次复兴发生在12世纪,因为大学的兴起,经院哲学、欧洲法律体系、建筑和雕刻、拉丁文和方言诗歌等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罗马艺术登峰造极,哥特艺术初露萌芽,希腊科学与希腊哲学进一步复苏,阿拉伯文明也被兼收并蓄,整个12世纪成为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时代

美国历史学家,中世纪史权威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在深入调研后,特别撰写了《12世纪文艺复兴》一书,他发现,中世纪并非如想象中的那样黑暗与静止,后来意大利文艺复兴也不是那么光明与突然。中世纪展示着生命、色彩和变化,对知识和美好的渴望与追求,在艺术、文学和社会组织方面的创造性成就斐然。

后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所指文学三杰的但丁、彼得拉和薄伽丘,他们的辉煌的文学成就,其实就是12世纪文艺复兴的延续。而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等艺术巨匠的恢宏作为,亦是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接力和再创造,这些都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那么试问,如果中世纪是所谓的黑暗时代,思想蒙昧、教化不开,又是如何能够凭空孕育出14世纪后意大利文艺复兴并为接踵而至的启蒙运动奠基的呢?

中世纪孕育现代科学的胚胎

2006年出版发行的《上帝的语言》一书,成为那一年度最为叫好的科普读物,一时间洛阳纸贵。

作者柯林斯是位世界级的大科学家,他有两重特殊身份,第一身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第二身份却是教皇科学院院士,胸前佩带有“科学的上帝”的奖章。他所领导的世界最尖端的科研项目,就是人类基因组测序,这是一个极其浩繁、规模宏大的跨国科研项目,中国也有科学家参与其中,承担了大约1%的工程。

工作一结束,这位生物科学界的泰山北斗就迫不及待地写了这本书,他感叹上帝创造人类何等奇妙,并深信科学的尽头是神学。老实说,这其实已不是柯大师的原创观点,爱因斯坦很早就说过:“当科学家气喘吁吁登上一座高峰后,才发现原来神学家们早已等在那里了!”

世界各国差不多都有自己的科学院,但也许你是第一次听说世界上还有个教皇科学院,你以为宗教与科学天生就该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是吗?至少你得承认,你潜意识里被唯物主义洗过脑,至今都还没有漂白过来!?

教皇科学院承续的是罗马教廷时代对科学普遍尊重(不是尊敬)的态度,故有一说,基督教是现代科学之母, 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

这种说法既符合信仰逻辑,又符合科学精神。基督教认为世界与宇宙必然存在秩序,这种秩序既有稳定的部份也会有变量,统受上帝护理和主宰。因此,从早期教父到后来的神学家、基督教知识分子相继接受并改造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自然哲学思想,在圣经启示的大神学体系中,形成了基督教的信仰科学——经院哲学,其思想核心就是坚持用理性的方法,证明宇宙与世界存在秩序性。

这种认识带来一个十分有趣的“科学宗”现象,许多教会神职人员因对科学的迷恋而成为发烧友乃至科学家,据统计,自中世纪以来,影响世界的科学家中,大约有233位是神父或牧师这样“不务正业”的神职人员。

像教士罗吉尔•培根是数学家和光学家;坎特伯里大主教托马斯•布拉德瓦丁不但确立了平均速度定理,还是牛津计算器最早发明人;气体定律发明人波义耳,更是《圣经》翻译家;电学之父法拉第,其实是教堂长老,至今还留有150篇内涵生动的讲道手稿;甚至连罗马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也是他那个时代顶级的天文学家……

即使今天这个时代,全球最具影响的1000名科学家中,90%都持有基督教信仰,这是世界其他任何宗教都不曾有过的巨大荣誉。

或许只有持守这一信仰的人对此体会更深,正因为神职人员对造物主创造世界的奇妙必须以严谨更严谨的精神,敬畏更敬畏的谦卑去面对,所以容不得丝毫弄虚作假,否则就“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怎么办?技术运用和展示远远不够,巫术也会显出迷惑人心的异能,因此还必须用实验科学对技术的奥秘进行解构,并形成“上帝的鉴证”。即是说,科学必须是实验的、数据的和归纳的,一切真理都必须以大量确凿的事实为依据。

基督教经院哲学与实验科学恰好在中世纪中晚期得以综合,就像精子与卵子结合那样,科学正式进入胚胎发育期。

这里要厘清一个基本概念,科学与技术是不同的,技术是人们对科学的运用方式,自从有人类以来,技术就与人类相伴相随了。比如指南针是中国发明的,但中国人止于技术运用就不再向前探索;而对指南针磁吸现象、磁场原理,磁体结构、南北磁场等进行科学解剖,最后都是由西方科学界完成的。

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和过程哲学创始人怀特海据此指出: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本能的信念,相信事物中存在一定的秩序,尤其是自然界存在着秩序,那么现代科学就不可能出现。怀特海的话似乎有一个密码性暗示:基督教之外,不可能孕育科学。

这样看来,历史真相在中世纪的舞台上已经显明,教会及其延伸的对造物主创造美的关切,只会是科学的加持者,并将科学成果当作“荣耀上帝的方式”,决不可能成为打压、阻拦甚至无端逼迫科学家们的罪魁祸首。即使遇到哥白尼和伽利略这样的科学家,从教皇、主教到神父,差不多都以温和有嘉的态度对应,他们的境遇,并不是来自所谓的宗教迫害,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诱因和人文背景。

教会逼迫科学家的真相

关于中世纪的黑暗,最震憾人心的证据,就是对科学家进行所谓疯狂迫害,特别是对哥白尼、布鲁诺和伽利略的迫害,残酷至极,罄竹难书。凡听过他们凄婉故事的,没有人不怒发冲冠的。

历史在曲径通幽中所呈现的,远非你我想象的那么简单,简单才是科学与真相的大敌。

先说哥白尼,他本人第一身份就是神父,其后才是天文学家。

作为现代人,我们更容易倾向于接受哥白尼的日心说,并从这个角度出发,去批判地心说的古旧与荒谬。这样的逻辑下,凡对日心说提出批评的,就会被视为愚昧无知,甚至被当作是对科学进步的恶意阻挠。

然而,这种现代人的“上帝视角”并不能正确地反映科学的发展路径。

中世纪流行并认同的是亚里士多德提供的“世界模型”,后来由数学家托勒密用数学反复校正,最终形成了“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体系”宇宙论,也即是地心说理论。

问题来了,倘若一夜之间,日心说横空出世,地球不但要自转,而且还会公转,乖乖,真要命了,在那个时代,细思是很恐怖的事啊,当时又没有更好的科学依据作清晰、透彻的论证,而圣经也只是启示“地球悬浮在虚空之中”,至于是日心说还是地心说,圣经没有揭示这个奥秘。因此,教皇在日心说与地心说上,实在不好作出一个客观公正的定论。

教皇还有一个心结,这是涉及上帝真理的事,一旦错谬,就不可饶恕……“驯良如鸽子,灵巧如蛇”的教皇,为此留了一手。

毕竟,教皇对神父哥白尼的科研是肯定、包容和支持的,他给哥白尼亲授一计,说我亲爱的哥白尼神父,你的大作《天体运行论》可以出版发行,你只须把日心说当作一种假设理论就好了,将来这个理论若有缺陷,也好修订和弥补。

但神父哥白尼此时也落入世俗之人的才大气傲中,对教皇好意不予领受,这老哥楞把日心说看作是上帝预定的真理,决不委曲求全。哥白尼的意思很明确,既然你们拒绝“真理”,那我出书有什么意义呢?老夫就是要硬这口气……直到哥白尼临死前,《天体运行论》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

显然,哥白尼不是受宗教逼迫,而是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所至,现在来看,日心说也是错谬的,教皇“留一手”不是没有道理的,充满了敬畏的智慧。

再说布鲁诺,布鲁诺崇拜的是古埃及没落的太阳神教,这一信仰后来又与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太阳神和欧洲其它巫术混为一体,成为欧洲异端邪说兴起的源头。布鲁诺认为耶稣只是个魔术士,圣灵做的是魔鬼的工作,童贞女怀孕根本就是天翻夜谭,这几乎就是对基督教基要伦理的挑战和羞辱。

布鲁诺并不完全理解哥白尼的日心说,他游走欧洲天花乱坠地吹捧哥白尼的日心说,本质上不是为这一理论捧钱场或捧人场,而是这一理论正好契合他所崇拜并高举的古埃及太阳神教,他想利用日心说的影响力,用太阳神教终结基督教在欧洲的尊贵地位。

布鲁诺在欧洲各地布道演讲,言语中充满了各种露骨的亵渎的比喻,他也像中国巫师那样炼金丹,行术士,的确迷惑了不少人,而且还受到欧洲各地巫师、玫瑰骑士团等邪教组织的共同吹捧,彼此遥相呼应,俨然成为他们心中“教皇”那样的领袖。

布鲁诺在日心说理论的掩护下,不断从事巫术、诅咒和邪教活动,在欧洲大陆尤其是英国猖獗一时, 最后被捉拿归案,被判用火刑柱烧死。

总之布鲁诺并不是科学的捍卫者,也不是哥白尼理论的真正推崇者。

最后说说伽利略,哥白尼去世21年后,伽利略才出生,他打小就心灵手巧,聪慧能干,显示出世人少有的绝顶天资。

他制作了人类第一支温度计,第一个太空望远镜,如果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而伽利略就是星空哥伦布,他重新打开了宇宙的广阔和亮度。

伽利略似乎天生就是哥白尼的粉丝,而且还是铁粉。他年轻时就通读过哥白尼的著作、文章、书信和演讲手稿,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是日心说的捍卫者,即使如此,伽利略也从没受到什么宗教逼迫,非但没有逼迫,而且爱才惜人的教皇乌尔班八世非常欣赏伽利略的才华,他们彼此是视为知已的好朋友,乌尔班八世还把自己的侄子送到伽利略门下去读博士。

这样的尊庞,在当时科学界几乎是独享。

那么,伽利略为何突然受到宗教“疯狂迫害”的呢?

这与欧洲那一时期的社会环境攸关,改教运动后,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发生了战争,教皇明里拥护天主教联盟,但为了权力的稳定,又私下与基督教联盟暗通款曲,眉来眼去。谁胜谁负,他的权力都安稳如山。

教皇的倚墙引发了道德的批评,尤其是新教联盟在战争一度失利的情况下,指责声一浪高过一浪,1632年8月,批评达到了顶峰,教皇处境尴尬。他急需逮住一个事件,秀一下自己正统的信仰,并重塑权威。

此刻,伽利略正好成为他火烧眉毛时的解药。

1632年初,伽利略出版了题为《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体系的对话》的科普畅销书,文笔流畅,引人入胜。虽然伽利略表面上将日心说与地心说一碗水端平,但明眼人一看,伽利略明显偏袒日心说……这在当时已算不得什么,但教皇还是下令把伽利略抓捕归案,并判处终身监禁。

乌尔班八世是要向世界表明,他是律法公正严明的守护者,绝不认人为亲,那怕是他最好的朋友,欧洲最有声望有科学家,也不可法外处置——乌尔班八世借此成功转移了人们的关注焦点,强化了自己的权威,而伽利略却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实事上,伽利略晚年大安,他蹲监不久,就被一位红衣大主教接回了家,后来又转往欧洲最富有的美第奇家族养老,过上了桃花源般的生活,直至自然终老。

后记:科学的意义与危机

这次讲座不是一次历史脉络的赘述,关乎中世纪千年历史的铺陈或解构,应该由袁腾飞和易中天们去庖丁解牛,而我仅仅只是做一次主题式分享。

就是针对中国人对中世纪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作了一次有针对性的历史真相的还原。

我与著名学者吴祚来先生在微信里就此有过简短的对话。

他说谢谢我说出了中世纪的另一面,但,从中世纪绘画艺术看,其对人性的禁锢是真实的,神性压抑了人性,神权控制了政权。

我回应说,中世纪的问题不是神性压抑人性,而是人性试图取代神性。政教合一本身就不符合圣经教导,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形态,任何单纯的视角和平面观察,都不可能解开中世纪的奥秘,但神学功底越深的人,越能接近真相。

事实如此,中世纪不是历史的水货、膺品,也不是黑暗的世纪,他透过科学孕育了新世界的文明,正因如此,中世纪必有孕前的挣扎,孕期的抑郁和艰难、更有临产前锥心的阵痛。

但中世纪之后,欧洲升格为世界文明之母……

藉着这次讲座,我也表达了一个尖锐的观点,科学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它虽然能带给人类文明和繁荣,但科学一旦失去从信仰而来的敬畏和造福社会的价值,就将偏离它正确的轨道,成为潘多拉之盒,带给人类无尽的灾难,乃至灭顶之灾。

两年前,全球15000名科学家就曾联名发出过类似警告。从这点来看,唯有信仰才具有人类不可或缺的永恒价值。

 

参考文献
1、《12世纪文艺复兴》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著

2、《上帝的语言》 柯林斯著

3、《宗教裁判所的真面目》 托马斯•F•梅登著

4、《宗教裁判所》 爱德华・彼得斯的著

5、《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亨利•凯门著

6、《中世纪文明》 雅克•勒高夫著

7、欧洲中世纪该不该被称为黑暗时代?作者不详

8、到底谁在迫害科学 “逻辑思维”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