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与罗马衰亡(三)

商人和手工业者一般会自发组成商会和行会。

但到了这个通货膨胀的时代,他们也遭到了政府的压迫,因为政府现在已经不能通过常规渠道为战争筹得足够的物资了——人民根本就不接受政府发行的劣币。因此,商人和手工业者,开始被迫向政府缴纳物资。

假如你经营一家服装厂,那么你就必须按照政府的要求缴纳一定量的衣服;如果你拥有船只,那么你就得调拨船只帮政府运货。换取话说,此时的情形就是对私人企业的一种国有化,而这种国有化意味着人们不管愿不愿意,都得被迫服从于国家的意志。而在此之前,他们是可以自由地运用自己的才智和财产的。当人们试图摆脱这种控制的时候,法律却强制人们保持他们原有职业不变。换句话说,你不能随意改变自己的职业。

但是对政府来说这还不够,毕竟,死亡是逃避税赋的捷径。于是职业又被规定为世袭的。假如某人不幸身故,他的孩子必须接你的班,父亲是鞋匠,孩子也必须是鞋匠。一开始这些法律只限制那些与军事相关的职业,但是人们渐渐发现,几乎所有的职业都开始和军事沾边了。

至于现在人们更为熟知的“农奴”,原本是租赁皇家地产及私人地产的佃农。所以,此时沦为“农奴”阶层的佃农,原本也是自由的。同样地,他们和其他小业主一样遭到了重重压力,他们曾试图逃跑,去寻找更好的机会:比如更好的租赁条件或者更好的土地。于是,到了戴克里先皇帝时代,政府决定把佃农绑在土地上。

任何人只要租种了某块土地,那么他再也不能退租。不仅如此,此人还必须留在这块土地上并持续耕种。事实上,这就是我们欧洲中世纪所称的“农奴制”,它的起源就是走向垂暮的罗马社会。

“战争是税赋之母”

我们从公元3世纪到4世纪早期的希伯来语文献中得知,在彼时的巴勒斯坦地区(今以色列),土地所有制变化极为剧烈。公元2世纪的巴勒斯坦,农民拥有大部分土地,而且他们拥有的土地并不大,可能平均只有2.5英亩(约10117平方米,约合1公顷)。

而到了公元4世纪,农民小地主基本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少数大地主控制的大庄园。在土地上耕种的还是那批农民,但此时他们已经失去了土地。换句话说,土地所有制变为了大庄园制。

在这一变化发生时,巴勒斯坦地区的主要居民仍然是犹太人,这一变化同样也表现为“土地从犹太人手里流向非犹太人”。彼时有财力收购痛苦不堪的农民小地主的土地的,当然只能是政府官员,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发现当时人们对这些官员有种特定称呼:“Potentates”(强人)。

事实上,巴勒斯坦地区发生了一场财富转移,从其他证据来看,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帝国的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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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金币正面)

至于税赋,自然是全面上涨,但是戴克里先皇帝认为他接手的征税系统效率十分低下:每个省份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一套征税系统,而这些系统最远可以追溯到罗马统治之前。于是他运用军事思维,决定对征税系统进行标准化改革。

他所要做的,是将所有的财富(当然,这里指的是不动产),将其土地产出都用一种叫做“Iugum”的标准单位来衡量。换句话说,任何一个拥有的土地的人,要么被单独计算(如果你拥有的土地足够大,被单独为一个“Iugum”),要么被归到集体中计算(如果你只是个小地主,那么就和其他人一起计入一个“Iugum”)

这意味着罗马皇帝头一次拥有了计算国家财政收入的基础,这在此前闻所未闻。于是,戴克里先皇帝得以在任何时候核算特定省份可以征来多少税。他只需要简单评估一下,就能指望拿到一笔固定的税收了。

不幸的是,这个制度并没有把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变化考虑在内,并且,假如某个地区遭遇战乱,这个地区一般都要好多年才能恢复元气。结果就是,所有地区都在向皇帝请愿:请求他减免他们的税赋,或者把未能及时缴纳的税收再延迟五年,或者减少对单位土地的生产力的评估,以反映人力物力减少的实际情况。

事实上,当人们抱怨说:“这块单位土地上本来有五个人交税,但是其中两个人逃跑了,并且只剩下一半的土地仍在耕种”,政府的回答是:“这并不要紧,你还是需要为这块减产的土地交纳和以前同样多的税。”

我的意思是说,政府征收的税额与实际生产力毫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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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里先金币正面)

面对这种窘境,人们如何保护自己?首先,长期不动产抵押终止了,所有形式的长期贷款也消失了。除非保证用金条银条支付,没有人愿意把钱借给他人。

事实上,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时代的政府自己都不愿意接受用金币缴纳的税收,反而坚持用金条代替。所以人们在市场里拿到的金币,还必须重铸成金条才能用来交税。因为连政府自己都搞不清楚究竟给货币注了多少水分。

抵押文书和欠条用黄金、白银、农作物作为计算单位。我们发现埃及的一份文件,似乎是说当时的银行拒绝接受铸有皇帝神圣面容的货币,换句话说,银行拒绝接受官方货币。政府对此的反应,当然就是强迫银行接受官方货币。这造成了罗马社会的全面腐败,因为人民拒绝按照官方规定的固定币值进行交易,反而采用符合市场规律的黑市价格进行交易。

显而易见,税赋大举提高,使得人们开始逃离自己的家园,放弃自己的职业,抛弃公共职务。对此,戴克里先皇帝对这一连串灾难的最后贡献,是他在公元301年颁布的著名的“最高限价法令”。这是政府为约束通
货膨胀而对物价进行大规模干预的范例。

此时需要了解的是,罗马帝国是一个西及不列颠、东到伊拉克、北至莱茵河多瑙河、南到撒哈拉沙漠的大帝国。在它的国土内,既有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亦有相当原始的经济体,所以生活成本在每个省份都不一样:埃及地区的生活成本最低,巴勒斯坦地区大概是埃及的两倍,而意大利本土则是巴勒斯坦的两倍。

“罗马人民被野蛮人俘获后只有一个愿望:再也不要被罗马官僚统治”

戴克里先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他给罗马帝国全境设定了唯一一个标准物价水平。结果是,在埃及,“最高限价法令”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因为这里的物价水平极少能达到法令规定的水平;但是在罗马城,自然而然地,人们发现法令中规定的物价水平实在比市场价格低太多了。

这一法令造成的结果,自然就是街头骚乱,以及商品的消失。违抗“最高限价法令”的惩罚是死刑,与此时违抗罗马法律的通常下场一样。颁布这个法令的理由,以及戴克里先的个人心理活动,可以从这道法令的序言中略知一二,我简要地摘录几句。请认真理解下面这段话,因为你可能从中听到一些弦外之音,而这与戴克里先本来想表达的含义大相径庭。

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制止那些操纵物价的、无比贪婪的家伙”——显然不包括他自己在内——“如果大众福利不必用这么激烈的手段维持,如果那些不择手段寡廉鲜耻贪得无厌的家伙能够听从我们的建议停止玩弄人民的财富。那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了。”

那么,谁是这段话中的“家伙”?这里指的是商人,他们就是那些所谓贪得无厌制造通货膨胀的人。

接下来,戴克里先开始吹捧他自己,以及其他三名同僚。“我们这些人类的庇护者”——听上去很熟悉对不对?“我们认为果断的立法是必须的,只有这样,人类无法自发提出的最终解决方案才会得以付诸实施。”——我们老百姓啥也做不了,我们只需要一位立法者。

“基于我们的远见卓识”,“所有的一切都会恢复常态,而广大人民群众将从中受益。”戴克里先宣称。

但是,当你把戴克里先这篇文章从头到尾读完就明白了:“最高限价法令”之所以出台,其实还是因为军团士兵成为了通货膨胀最大的受害者,戴克里先担心自己失去控制军队的权威。所以,这个法令出台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军团士兵以及其他政府官僚。

戴克里先的改革,除了“最高限价法令”,整体上来说还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的。而“最高限价法案”并未奏效,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他的政策并没有彻底执行。

由于戴克里先无力铸造足够的金币和银币,又由于他长期以来依赖于实物赋税,以及他常年发行海量劣质铜币,他最后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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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银币正面)

君士坦丁的改革同样也是不完整的,但是他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来促成改变。他决意从纳税人手中强迫榨取出黄金,并且强行将之铸造成金条,他成功地维持了政府官僚手中源源不断的黄金供应。

而这些黄金供应越来越多地被用来给军队发奖金,给官僚发薪水,以及支付某些政府工程。越来越明显地,罗马帝国出现了货币双轨制:政府、士兵以及官僚们,享受着金本位带来的好处;同时,非政府经济则持续挣扎在劣币造成的通货膨胀之中。

新金币”Solidus”——在政府雇员阶层中广为流通——在市场上以不同价格售卖,人们为了缴税不得不去绝望地争相购买这种金币。于是政府找到了一种办法来保护自己及仆人免于遭受早期通货膨胀周期的伤害,同时慢慢地从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的实物纳税及实物工资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劳苦大众却遭到了巨量劣币的冲击,政府用这些劣币来换取他们手中的金、银及其他商品。

我们试图从罗马帝国晚期的历史中吸取一些教训。

第一个教训,假如像兰道夫波尔所说,“战争有利于国家的健康”;那么我认为,对于声誉良好、币值稳定的货币来讲,战争就是一剂毒药。罗马帝国的货币危机与军事危机紧密相连。

第二个教训是,当统治者认为某个问题能够被解决并且必须被解决,那么这个问题就会有被解决的可能。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非常明确地用实际行动捍卫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以及军队和官僚的利益。

货币改革是必要的,因为军队和官僚才是罗马帝国得以存活的真正基础。而货币双轨制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打造的:它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货币价值水平,为捍卫这个制度,他们不惜牺牲大部分人民的利益。

罗马帝国作为一个国家苟活了下来,但是罗马人的自由却没有延续下来。在公元5世纪,外族入侵频频发生,自由不复存在,人们顺从了时势。因为不再自由,自耕农从罗马帝国消失;商业活动失去了自由;城市中产阶级也失去了自由。

相比东方,西方世界的经济遭受了更大规模的毁灭。公元5世纪早期,天主教神父“马赛的撒尔维恩”写下了西罗马帝国之所以灭亡的原因——他是在法国(当时的高卢行省)撰写的。撒尔维恩认为,罗马帝国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它理当灭亡”,因为它已经否定了一个好政府存在的前提,那就是“对人民要报以公正”。

这里的“公正”,仅仅指税收的公正。撒尔维恩告诉我们,而且我并不认为是夸张,西罗马帝国之所以在公元5世纪灭亡,是因为罗马人中的大部分人,在被野蛮人俘获以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再也不要遭受罗马官僚的统治。

换句话说,罗马帝国本身已经成为人民的敌人,而野蛮人反而是解放者。而这毫无疑问是源自于公元3世纪的通货膨胀。当国家为维护自身存在而解决所谓“货币问题”的时候,却没能为广大人民解决这一问题。

罗马帝国长期使用高压手段征税,不过是为了填满统治阶级(官僚和军队)的钱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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