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与罗马衰亡(二)

随着皇帝君士坦丁的改革,国家无法用自己发行的货币征税的情形有所改变,政府渐渐地开始用黄金代替实物进行征税并发放薪水。时间一长,金本位得到强化,黄金成为罗马帝国真正的货币。

尽管如此,对绝大多数人来讲,通货膨胀远没有结束。换句话说,黄金对拥有它的人来讲是对冲通货膨胀影响的手段,但这些人大多数是军人和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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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时代发行的金币)

纳税人被迫用黄金交税。足够富裕的人可以负担这种赋税,但是黄金价格相对辅币价格日渐攀升;而对于穷人来讲,他们根本无力纳税,于是纷纷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成为流民。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持续不断的记录:人们放弃土地并消失不见。

事实上,这种因税撂荒的情况是罗马在3世纪一直面对的问题: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试图逃税,而税额逐年增加只是为了满足军事行动的需要。军队本身则从奥古斯都时代的基础上开始不断膨胀,彼时罗马军队有25万人,而到了戴克里先皇帝的时代,差不多要超过60万人。因此军队本身顺着通货膨胀的螺旋不断膨胀,显然这也是造成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国家官僚系统也变得愈发臃肿。在奥古斯都统治的时代,基本上,帝国行政中枢位于罗马城,二线行政机关位于行省首府,一线行政机关位于各个城市。到了戴克里先皇帝统治的时代,这一模式分崩离析,一个皇帝变成了四个皇帝,这意味着四个皇室、四支禁卫军、四座皇宫、四套行政班底……诸如此类。

而在此之下,则是四个皇帝辖区,四套行政单位,各自有各自的人员和行政开支。四个皇帝辖区之下,则是12个总督(Dioceses),每个总督之下也有自己的行政人员,等等。

在总督治下,总督副手(Vicar)掌管行省事务。在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帝国全境大体分为20个行省。300年之后,尽管领土总面积并没有大幅增加,却出现了100个以上的行省。罗马人只不过是将原来的一个行省分割再分割,目的是保持每个小区域的军事存在,以便于武力控制。换句话说,维稳费用及行政开支变得极为庞大。

所有这些开支,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通货膨胀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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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戴克里先开创的“四帝共治”局面,罗马帝国一分为四)

在这里我插一句题外话:为了让大家对君士坦丁大帝币制改革后的情况有个基本了解,我简要地提供几个数字作为参考,这些数字是——用多少个Denarius这种银币(此时的辅币)能够购买一磅黄金。

在戴克里先皇帝时代,也就是公元301年,他将这个价格锁定为5万个Denarius换一磅黄金。十年后,这一数字攀升到了12万个。公元324年,也就是23年后,这一数字继续膨胀到30万个。到了公元337年,也就是君士坦丁皇帝驾崩的那一年,一磅黄金可以换2000万个Denarius。

正如我们对19世纪20年代德国恶性膨胀时的了解,钱币上盖着巨大的图章(钞票面额),罗马的钱币上当时也有一层又一层的图章,标示出以钱币面额为基础需要增加的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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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德国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纸币,从数万马克面值到1000万马克,4年时间内德国流通中现金增长120亿倍,是历史上最严重通货膨胀之一)

后来,某个罗马皇帝灵机一动,发明了一种不用发行钱币,但仍然可以控制通货膨胀的方法——将一块黄铜放进皮袋里,将它命名为Follis;于是人们开始来回传递这些皮袋,并以之作为价值所在。我猜,这种东西实际上就相当于德国人在19世纪20年代所搬运的一筐又一筐的纸币。

更有趣的是,10年以后,Follis这个词本来代表着“一包硬币”的意思,现在则仅仅指“一包”,成为了一种基础货币单位。换句话说,Follis本身也通货膨胀了。

下面这个事实也许令人有所宽慰:研究罗马帝国物价的历史学家发现,尽管通货膨胀此起彼伏,或者说也许就是因为通货膨胀的此起彼伏,黄金的价格(也就是它的购买力)在整个4世纪都保持着稳定。也就是说,黄金以其购买力来衡量是稳定的,尽管其他所有货币都贬值得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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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货币Antoninianus含银量逐渐降低的过程)

那么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首先,是战争。士兵的薪水从奥古斯都时代的225个Denarius,变成了图密善皇帝时代的300个Denarius,这经过了100年的时间。图密善时代之后1个世纪,赛维鲁王朝统治时期,这个数字变成了500个Denarius;而10年以后,也就是卡拉卡拉皇帝时代,数字攀升到了750个Denarius。也就是说,用金属货币衡量的军费提高了,由于金属货币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军费被迫提高。

3世纪其余时期到4世纪,士兵薪水的数字没有流传下来。其中一个原因是士兵越来越多地取得物资供应代替货币工资,这包括食物、衣服、房屋以及其他商品。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公务员系统中。

假如一位罗马皇帝拒绝在登基时给军队发放一大笔奖金,那么他往往被军队杀掉。事实上罗马人早在共和国时代就遭遇过类似的问题:假如士兵拿不到工资,他们最多也就是有所怨恨。

我们的研究发现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每个新皇帝登基都要给军队发奖金。公元3世纪,皇帝们开始每隔5年发一次奖金。到了戴克里先时代,每年都要发奖金,于是奖金成为了军队的基本工资。

前面提到过,军队的规模不断扩大,从奥古斯都时代到戴克里先时代,扩张了一倍。而公务员规模同样变得臃肿不堪。此时,种种因素都在榨干这个国家的财政资源,并超过了国家维持自身存在的限度。但是国家还要继续存在,于是货币贬值越来越频繁,于是开始横征暴敛,于是开始指控人们叛国并没收他们的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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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军队)

一位叫“拿先斯的贵格利”(Saint Gregory Nazianzus)的天主教神父曾经对此作出评论:”战争是税赋之母”。我认为这句话十分精当,值得牢牢记在脑海中:

战争是税赋之母,同样也是通货膨胀之母。

那么通货膨胀的影响如何?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罗马帝国境内,虽然国家存活了(罗马国家并没有被通货膨胀摧毁),但是罗马人的自由却被摧毁了。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通货膨胀的第一个牺牲品便是罗马人的经济自由。

罗马人对于国家与经济的关系,长久以来保持着自由放任的态度。除了紧急情况,一般也就是战争期间,罗马人大体上保持着自由贸易、对经济活动采取最少管制的政策。但是此时军费开支的紧张及通货膨胀的压力,使得罗马人的经济自由越来越严重地被侵蚀,而且速度极快。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什长”(十户之长)这个阶级说起。这曾经是个兴旺的、拥有中小规模土地的阶层,他们是罗马帝国大小城市的主力阶级。罗马帝国从这个阶级中选拔产生市议员、行政长官以及政府官僚。

传统上来讲,这批人将参与政府公共事务当做一种荣誉,他们不仅愿意为此花费时间,还愿意将其身家财产投入到城市环境的改善中来:建造竞技场和浴场、修整街道、提供纯净的水源,一度被认为是善行。而这种人道主义行为的当然回报便是公共声望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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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北非城市大莱普提斯公共建筑遗址)

到了3世纪中叶,这个阶级被赋予了城市管理中的收税职能——中央政府无力有效地征税,于是便把这个任务压在了他们头上,并把这个阶级的人输送到帝国中央政府中。

“什长”们在收税的时候和其他人一样面临不小的困难,而回报也常常是不够的。于是政府的解决方式便是通过一项法律:从其他人那里收不上来的税,由什长自己掏腰包补上,而这就是对收税人的所谓激励措施。

正如你们能想象到的,随着危机逐渐加深,经济活动遭到了内战、外族侵略及通货膨胀的反复打击,“什长”们不再愿意继续做“什长”。他们开始离开自己的土地,离开自己的城市,跑到任何一个能够可以提供庇护的大城市和其他省份。而这并不能让他们免除责任,因为又一部法律出台了:只要哪个“什长”在其他地方被逮捕,必须把他像奴隶一样捆绑押回到家乡,保证他继续履行光荣的使命。

3世纪同样也是对基督教徒大肆迫害的时期。我们发现不止一个皇帝极富幽默感,因为他们发布了这样的命令:基督徒遭到逮捕并将处以死刑,虽然他因为信上帝并应当被处死,但政府给他留了一条可以自愿选择的生路——成为一个“什长”去收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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