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贵族如何行善?

在罗马人之间,对于有权势有家产的人来说,最大的荣誉就是能够捐赠私产兴建公共设施,而同时罗马人又有着为公共建筑物冠上兴建者姓名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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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竞技场 原名:维斯帕先圆形竞技场)

这是一种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就存在的利益回馈社会策略,经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之手,将其由一种风俗习惯变成了政策。同时他也率先实行这项政策,并确确实实做到了“我接手的是一个砖瓦的罗马,而我留下的是一个大理石的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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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万神殿,门楣题词:“吕奇乌斯的儿子、三度执政官玛尔库斯·阿格里帕建造此庙”)

这项政策由罗马皇帝推行,权贵蜂起效尤,公共事业最终成为了罗马帝国的“Noblesse oblige(贵族的责任)”,也就是经济优渥者的责任与义务,这种文化最终逐渐从罗马扩散到地方政府及各个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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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里先浴场,现为教堂)

以今天位于利比亚地中海沿岸的大雷普提斯城(Leptis Magna)为例,当地贵族鲁富斯捐建了遗存至今的大市集和露天大剧场。城市名流的正式肖像充斥于每座城市的公共空间,使旁观者对其刚毅和充满社会优越感的安详神态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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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ptis Magna,鲁富斯捐建的露天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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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ptis Magna,鲁富斯捐建的大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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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富斯的慷慨事迹记录于石头上,穿越千年)

在罗马这样一个善变的社会,个人的地位需要不断地得到确认。对几近倾囊而出的慷慨姿态的永久纪念确立了一个标准,对手和新来者都必须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竞争。

罗马帝国税率极低,罗马公民日常生活中几乎不需缴纳直接税,间接税如营业税也只有1%左右,而这样一个大帝国能够正常营运,没有地方税的地方政府竟然也能支撑下去,在于奥古斯都的政策利用了人类的荣誉感和虚荣心,令士绅将私产投入到了公共事业的建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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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著名的罗马大道:阿庇亚大道)

除此之外,罗马社会慈善事业极为发达,早在近2000年前,罗马法学家就已经认为“团体具有独立人格”,并将罗马的团体分为社团和财团,后者则包括慈善基金会等以财产为基础的社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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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尼姆附近的罗马引水桥,阿格里帕主持修建。进入中世纪后技术失传,一度被当地人认为是魔鬼所修建的桥梁。)

公元前150年的罗马法律开始允许设立协会(慈善性质的基金会)及协会的永久存在,罗马帝国后期,这些协会已经可以接受遗赠。这成为英美慈善基金会的文化根源,如教会运营的慈善基金在英国王权下得以保持独立性。

在教育领域,罗马皇帝图拉真曾设立“育英基金“,以皇帝的岁入设立“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将其利息作为“育英基金”的财源,每年5%的低利率形成永久借款,并将其转入需要支付利息者的农地的地方政府,金额十分稳定。

Sculpture, London, United Kingdom
(图拉真皇帝)

由图拉真皇帝制定的“育英基金法”规定,嫡系男子每月16个铜币,嫡系女子每月12个铜币,庶出男子每月12个铜币,庶出女子每月10个铜币(一般学费只需这笔钱的四到八分之一)。接受援助的资格直到成年为止(男17岁,女14岁)。“育英基金”分期支付,成年后不需归还。

这项政策连庶出子女(妾生子女)都有补助,是一项划时代的做法:基督教时代只承认在神前发誓正式结婚后所生之子,至于基督教国家承认庶子也可以继承遗产更是近现代以来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这项政策的施政对象包括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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