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历史与宣信

A.DullesS.J. 著 黄素莲 译

今天在信证学上,有两种很不同的处理福音资料的方法。二者都知道福音是特殊的文学类型。但是第一种方法仍旧以为应用科学性方法可以发现福音的历史真相,用以作为信仰的基础。第二种方法并不否认科学性历史方法的可能,但是却以为纯粹中立性的客观事实,对于信仰无济于事。因此为达到信证学的目的,这方法认为一方面应该指出福音的内容、性质、作者等待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应该发掘与培养聆听者的宗教意识。“复活:历史与宣信”一文关于复活奥迹,可以具体地使我们认识这两种方法;当然作者自己对于第一种方法并不赞同。这篇译文是杜勒斯神父(A.veryDulles)所着信证学与圣经中的基督(Apologetics and the Biblical Cheist)一书的第四章(The Resurrection: History and Confession)因此译文中有一二处假定前面几章,介是即使不加说明,也不妨碍了解,至于作者所引用勒未神父的书是(Sous les yeux de l’incroyant.) (编者)

我们已对照两种皆以新约为基础的信证学之形式。第一种形式是根据历史批判学的基本要求,而以科学及历史法则进行的。第二种形式则对圣经的证据取较宽大与合乎人性的态度,并明显地注重有关价值的问题。第一种形式企图透过初期教会的信仰,应用福音所记述的,以及可由历史方法确定的事实,来对此信仰做一理性的证明。第二种形式—我称之为宣信—同时指出基督的主要事迹和基督徒对此等事迹所作注解的可信性(而引导探究者对二者一并加以同意。

为说明以上两种信证学的不同,我们现在把有关基督复活的问题作为例子加以论列。

历史批判方法对此奥迹的证明,在逻辑上并无欠缺。在三段论的格式中上证明可以如此简述、福音是可靠的历史来源;而且它们肯定的是基督肉身的复活,因此基督肉身的复活是事实。既然我们不能怀疑福音的作者所愿意描述的基督复活是真实的,且是肉身的,那么,上面三段论中的大小前提受到承认,所以结论便无可置疑。因此,为第一形式的信证学所存留下来的工作,只是答复反对者的设难。(这节的逻辑性,假定前面几章,不清楚的地方读者不必太加注意 译者)

实际而论,这儿有四种不同的理论。有些反对者,如雷玛陆(Reimarus)认为复活的故事,完全是捏造的,但这与初期信友显明的真诚态度格格不入。别的人,如保禄斯(Paulus)曾说,复活的道理只是一种错觉:基督从未真正的死去,他只不过处于一种昏迷状态中,其后再由此状态中苏醒。然而福音说得很清楚,复活的生命,并非只是回复到原来的生命,而是一种最高的境界,一种天上光荣的开始。第三种理论,认为整个复活的叙述是神话或传说。为反驳此一论调,历史批判派所坚持的是福音之可靠性;这是他们在这问题上假定为当然的。

无可置疑的,最严重的设难可说是第四种,那便是认为复活的显现是幻觉。但是这个设难也可解答。幻觉如何能在这许多机会上,在这许多日子内,又在这许多见证人身上发生呢?此外,复活的救主,不只为一、二感官所觉出,而是能摸到,能看到,并且也能听到的。再者,在新约中不断地肯定他与门徒们饮食,而在他离去之后,有着幻觉所不能解释的持久性结果,例如一支空杯或一堆鱼骨。最后;幻觉论没有考虑到四部福音所坚持的空坟。

根据以上的理由,历史批判方法的信证学认为,基督自死者中复活的结论是完全显明的了。既然论证是以历史方法进行的,因此在经院神学教科书的术语上,其结论可以称为有「历史的确定性」。

在我们刚撮要过的论证里面,有不少是有效且需存留的。但是,在整个问题上,谁若假设福音的每一细节是见证人的精确记录,这未兔过于简化问题。它要求人们同意任何反对者或任何对此问题受过良好教育的信友所不易承认的假定。一旦我们细想福音叙述的真正性质时,某些困难就开始产生。

第一应当注意的是福音中有关基督显现的记述比较晚出,其中有些通常认为是属于福音资料的最新一层。例如玛尔谷福音大多数版本中的最后几节(十六章九—二十节)大概并不属于玛尔谷福音的原始经文。不论这几节福音是玛尔谷后来亲自写的抑是出自他人之手,其内容显出部份的依靠其它福音。因此信证学家不能把这段福音当作可靠的独立证据来引用。若望福音第二十一章也有同样的困难。批判家通常认为此章是第四部福音的补充,它好似是出自不同作者之手。有些人把它划为第二世纪初期的产品。如此,有关基督复活后的显现只剩下三段记述,确实可归于福音作者:玛窦二十八章,路加二十四章及若望二十章。实际上,有关这些记述之录入福音之前的史前史,我们没有任何指示。我们只知道它们走出现在复活事件发生后三十年至七十年间,或四十年至八十年间写成的福音手册之中。从历史学家的观点而言,这明显地产生了困难。事情发生后这样久才有的记述,而且又不能确实地追溯到目证人,这实在与理想的历史资料相差甚远。

第二,我们必须观察到这三段记述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出入,路加只论及在耶路撒冷及附近的显现,单就他的福音 而论——我们把他在宗徒大事录更进一层的记录放在一旁——所有的显现都在复活主日那天发生。若望第二十章亦有类似的报导,他所记载的只是复活主日与八天后基督在耶京的显现。相反,玛窦只描述基督在被钉后,在加里肋亚门徒们前的那次显现。他的语气好象是积极的排除任何有关基督在犹大显现于门徒的暗示。他表示复活的基督打发妇女去告诉门徒们到加里肋亚去见他。假使玛窦福音的作者知道在耶京的显现,他会如此报导吗?耶路撒冷与加里肋亚对基督复活的两个传统是非常不易调和的。许多基督教学者相信加里肋亚的显现代表着教会初期的信仰,而耶京的故事则为前一传统较后之扩大。

第三个困难是有关复活事迹的文学类型。它们属于不同的种类。有些事件是以明晰和简单的笔法叙述的,有着古老传统资料的特质。别的记事,如路加福音所写的厄玛乌旅程和若望写的海滨显现有着高度的技巧,实出自精练文学家的手笔。任何口传约有半世纪之久的故事,大概会比那两段记述更简单与粗劣。在一篇以类型批判派的方法来研究基督现显的重要文章里,陶德(C. H. Dodd)教授认为这些非常详细的文学记述,在某种程度是受到信理、护教以及礼仪生活的影响而构成的。他特别指出分饼主题的再三出现,看起来是在暗示着圣体圣事。

如果复活的故事是后起的,彼此之间难于互相调和,且在某些情形下可能受到文学想象的修正,那么信证学家不能假定福音中每一细节必须代表一项重大事件,也不能以此假定作为论证之基础,不论圣经注释家对这些记述的事实内容做何种结论、试问,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是否能以纯粹的理性批判工具,毫无疑惑地建立起在复活主日,基督在晚餐厅中吃鱼,或在复活第二主日,他再度显现时—曾邀请多默宗徒触摸他肋旁的事实—.反对者会想这些细节能是穿插进去的,当然这并非毫无目的,不过信理的理由胜于历史的理由。他将说可能福音作者为了反对任何幻象论(D. cetist)的倾向;而用了那些穿插来教导教会有关复活肉身之真实性。

以上是历史学家考察新约所记载有关复活的记录时所面临的困难。当我们诚实地面临这些困难时,我们便能开始了解,为什么有这许多现代学者感觉到基督的复活在历史根据上,尚不可称为确定。

然而,在决定历史是否能证明复活的事实前,至少让我们也承认它为信证学毫无疑问地能是富有价值的工具。譬如,正确的历史研究能排除一些已有相当进展的,比较荒谬的学说,它亦指出,复活的信仰并非受了东方神秘宗教的影响而形成的晚期传说。相反的,基督自死者中复活,自始是基督信抑中的主要因素。

可是证实上述几点最有力的根据,并非来自大家认为较为晚出的福音,而是来自宗徒大事录和保禄书信。一般认为在宗徒大事录前几章中,圣伯多禄与其它门徒们的所谓初传的宣讲,有着足够的理由可以代表初兴教会的教导。这些宣讲中的早期的专有名词,闪族语言的构造,和初级的神学皆指示我们,路加在写作时紧随着最早的,大概是巴勒斯坦史料。一 些宣讲清晰地表明基督肉身之复活是教会信仰的枢纽。

为说明历史在复活问题上的价值,还有更重要的资料,就是保禄宗徒在格前十五章,三至七节所记载的所谓复活传承(Paradosis)。在此保禄看起来好似逐字的引用,大概他在大马士革领洗前或当他在基督被钉后不到十年时,访问耶路撒冷城所听到的信仰宣誓。这个宣誓肯定基督确实被钉十字架,埋葬后第三日自死者中复活!且在几个不同的情况中显现于不同的门徒们。在第十一节,保禄提醒他的读者,这是宗徒们异口同声的宣讲,“不拘是我,或是他们,我们都这样传了,你们也这样信了。”这是教会极早信仰基督真实复活无可反驳的铁证。

那么,历史是否能使我们更进一步的肯定,复活并非只是初期基督徒的信仰,而是一件真正发生过的事呢?在此如同先前讨论有关基督的奇迹时一般,我们遇到了不同的意见。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在科学立场上,他们有义务假定所有的事物皆有其自然的解释,并以此假定去从事研究。他们将尽量拟想自然的解释,只要它们能有近似的真实面目。当他们认为无能为力时,他们将干脆的说他们手中有着无法解决的问题。然而无论如何,对于真正的复活,他们将认为这是件太超乎寻常,过份违反人类普遍经验的事,他们不会接受以之为科学性历史资料。

达味休谟(David Hume)最可代表这类无信仰历史学家的态度。在他的著作「人性的领悟」论奇迹一章中,他提出下面一个假想的案件:

设想所有研究英国的历史学家同意伊利沙白女王于公元一六OO年一月一日逝世,在他死前死后,按照他阶级的惯例,会为他的御医与全朝官员所目暗,他的继承人为国会所公认和宣告;但在埋葬一个月后,他再度出现,重登宝座,且执政三年之久,我必须承认对那么多奇妙事件的发生应当感到惊讶,但是不能有一点儿偏向去相信这样奇迹性的事件。

在此种情形下,休谟表示,他会很爽快地否认史源的正确性。史源含有错误的假定,无论怎样不可能,总比这样的一个巨大奇迹尚较易置信。

那些否认基督复活道理的历史学家们,几乎共同坚持宗徒们有着某种幻觉的经验。此一理论能为如洛亚酉(Loisy)和高格(Goguel)一般富有技巧的鼓吹者,若有其事地提出。真的,我们偏于设想宗徒们是强壮而稳定的人,他们有能力区别事实与幻想,但是我们也得记住他们是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环境中。他们曾因圣周五的事件而劳累,也因期望中的默西亚王国之突然瓦解而惊吓,他们为深爱的老师之死而落入痛苦的深渊,同时又因害怕遭到同样的命运而战栗。在这种种情形下,他们可能较往常更易感受非常的心理经验。无疑的,空坟的发现不能轻易的与幻觉论相调台,然而我们必须记得,这件事首先是在事情发生后下一代才写的福音中报导的?难道这不可能如同步特曼(Bultmann)所说是一件晚期的传说吗?或者,即使承认坟墓因了某种缘故,确实发现是空的,然而这件事本身,可能正好带来了促成幻觉的紧张与兴奋。

幻觉假设实在含有许多不可置信之点。如果一位无宗教信仰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个适当的答案,他就错了,但是,如果他因了自己的科学要求而想幻觉假设比肉身复活的假设更可接受,那么人家会原谅他的。

相信基督的历史学家,大概认为科学性的历史没有权利否认复活,但他并不因此必须肯定任何历史学家应以纯粹的历史名义来坚持复活事迹的发生。威廉·亚卜莱(William Albright)教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信徒,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对此问题,他在从「石器时代至基督教」一书中(From the Stone Age to Cgristianity , Baltimore:John Hopkins Press,1946 p.300)有着非常谨慎的反省:

福音所记的……乃是对于一些目证人所作报导的反省,他们曾经饱受深刻的经验与经历身心的极度紧张,凡是感到日常经验与超越世界之间的界线消失在自己眼前的人,不会清楚地区分什么是自然层次所见之事与什么是超自然层次所见之事,如果说后者为「幻觉」,未免太使人误解,因为无论历史家或心理学家对那样的事,没有别的方式处理。这里历史家没有权利否认他们所不能反证的事。他们有绝对的权利去揭穿欺诈、妄信、民间流传的显明例子。但在真正的奥迹前,他的责任是止步,而不企图跨进他无权过问的世界。

在宣布历史应当立刻停止对复活有所肯定时,亚卜莱提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许多天主教徒听到复活从历史中挪开时的不舒服是可以了解的。自信徒的立场而言,难道复活不是一件历史的事实吗?为天主教徒,复活是客观发生的事件,基督的肉身在一确定的时间与空间离开坟墓;复活的基督显现并非如亚卜莱的语气可能暗示的,只是精神界的经验,而也是感觉的现象,基督真实的肉身被门徒们的肉眼所见。

然而,我们或许可以承认在某种意义下,复活是超历史性的。复活并不是简单的返回人间存在的条件中,而是基督的肉身升入永远的光荣。自复活主日起,他的真正处所是空间与时间所不能衡量的领域。没有人见到基督自坟墓中走出,恐怕那是无形可见的。不但如此,连显现亦非一般历史科学所能控制的事件。祁东(Jean Guitton)在他有趣的著作《耶稣的问题》(The problem of Jesus )中这样写道(214页): 

如果历史事件是普通可检定的,那么显现就不属于历史。虽然显现的对象是一个在他死前曾为许多同时代人所认识的人物,但是复活的基督却没有像他在受审及受难时一般,公开的显示自身于众人。狭义的说,历史所知的只是任何正常人可证实而不需有特殊方法就可认识的事件……在我看来,假使底培理(Tiberiu)或达西都(Tacitus),菲洛(Philo),比拉多(Pilate)或若瑟(Josephus)当基督显现时也正在室内,他们也将一无所见。

为保护这一主张,祁东能够合理地引用新约作为支持。详细阅读复活的记载后,我们会觉到为看见复活的基督,或至少为认出他来,必需有特殊的知识与恩宠。圣伯多禄在宗徒大事录第下章说:“基督并不是显现给所有的人,而是给天主所预拣的见证人”(41节)。根据新约,这些预先拣定的见证人就是从前的门徒。就连这些特选的见证人也不容易在复活的形态中鉴定出耶稣来。玛达肋纳他误认为是园丁。往厄玛乌去的两位门徒是在耶稣给他们解释圣经后,以及在谢恩礼的进行中方始认出他来。是在提庇黎雅海边,只有钟爱的弟子辨认出他来而高喊:“是主”,其他的宗徒并没有那么清楚地识别他,否则福音不可能记载说他们不敢问他:“你是谁?”(若21:12)。

这些记载集合在一起,反映出初期教会的一个传统,便是要有超过耳目普通的能力才能辨认出复活的基督。显现是奥妙的事,非平常的观察所能接触到的。宗徒们并非只凭他们的肉眼见到复活的耶稣,而且还有赖于一种超性光照的助佑,他们的视觉能力受到信仰之光的坚固。用圣多玛斯深刻的句子来说,门徒们“在耶稣复活后是以信德的眼光看见复活的基督;至于他的死亡,他们清楚知道是件明显的事实”(神学大纲,叁,五五,2-1)。

宗徒们宣读复活的体裁和他们闻知复活事迹的形式是完全一致的,假使他们的信心只是出于感官的证据,那么他们可能引用同样的证据去说服别人。然而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自己的信心主要的是超性光照的效果。所以他们在犹太同胞前并非以奇象的报告者,而是以启示宣讲者的身份出现。在他们最初的宣讲中,例如在宗徒大事录前几章里的宣讲撮要中,他们不去自找麻烦地详述他们如何确信的经过。他们更不企图以历史的证据来说明事实。相反的,他们讲话如同权威性的见证人,他们传报信理,如同一件人人应当接受的事。因为他们自视所说的话乃是天主所委派的宣读者的话。是的,他们标出超出寻常的记号,例如,他们亲自医治病人,但是他们并不想从那些记号里演绎出道理来。他们充满了圣神,先知般地解释记号的真正意义。怕多禄说:「我很高兴告诉你们和全以色列的百姓:是凭纳匝肋人耶稣基督的名字,即是你们所钉死的,又是天主从死者中所复活的,就是凭这人这个站在你们面前的人好了。」(宗,四章十节)

现在让我们的注意力从宗徒大事录转到福音。这里的记载有较多的枝节,和较详细的体裁。叙述较为充实亦较有结构。但是,这些依旧是权威性的作证,不是一般的证据。福音 作者仅愿告诉我们教会所熟悉的基督复活显现的故事。一位现代的历史学家,会找出理由来抱怨那些材料太晚出,太浮泛,太不一致,太受礼仪或信理的动机所影响,它们不是完全值得相信的。更基本的是,他将认为复活概念本身过于奇怪,即使具有世界上最好的证据,也难以接受。这一点,我们会经听过休谟的意见。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立场,由无信仰的历史学家改为宗教的探究者,那么以上的证据就有它新的一面。所谓宗教的探究者,是指热衷寻求与天主来往,渴望救恩喜讯的人。对这些人,基会复活的讯息,不只是一件奇妙的事件或是一件破坏宇宙规律的事,他们将要从圣经故事的全部结构内审量其中的记载。那里,天主怎样从痛苦中救出,怎样以光荣赏报他选民的行为,有一幅和谐的图案。而基督灵魂与肉身的光荣,正好给予古代以色列的宗教历史一个合适的结局。在圣神降临的全景中,它成为一个新的世界性之救恩的盘石,复活的基督借着派遣他的圣神,揭起历史末期之幕。因此,复活成了天主从所有罪恶的损害中,给予救赎希望的中心事件,借着复活的基督,全人类,也可说是整个的创造,恢复与天主原始的结合。在基督身上,天主成了救赎的主宰与完成者。

从救恩的观点来看,复活是含有最高意义的事件。它呈现出以色列天主的美善。它既是启示与救赎,那么它也能被认为是一件合适与可能的事。勒未(Levioe)神父在我们已引的著作中,应用了许多信理与信证学密切相连的因素。他指出复活若与救赎的意义分开,则将是一件多么不能相信的事:

如果我们不顾道理的一面,如果我们否认信理与神学在我们的信证学中,有任何发音的权利。那么,在公元三十年四月纳匝肋人耶稣的复活就成了一项不能懂悟,不能想象的事件。因为它没有意义,并且违反任何正常的情形。以普通历史学家的身份,我将无可选择,除了将一切有利于复活的文件,限制于我习惯可以视为真实的范围内去解释,如果我的解释遇到严重的困难,那么,在我看来,它们还是比莫名其妙的复活更可容忍。

在遭受任何历史证据的批判之前,复活事迹的宗教意义使它首先显出含有某种表面的合理性。毕竟,为什么天主不应该在旧以色列抵达宗教的完成和新以色列即将诞生的历史交界时期,显示一件绝对特殊的事呢?难道他不可以为这位超越的宗教导师,做一件他的确不会为伊利沙白女王或巴辣巴或般雀比拉多做的事吗?一旦我们瞥见基督复活乃是天主的行为和它的潜在意义,那便没有理由再拟造没有出路的假设,譬如,连结性的空前未有的集体幻觉,或者有关空坟的伪诈故事。

上面有关复活真理的初步合理估测,加上我们对于门徒们作证的特质之研究,便凝固而成为纯真的可信性。我们前章所定的辨别真正启示之标准,便也完美地印证在复活奥迹的初期宣讲之中。它表达新生教会的一致信仰,并且毫无疑惑地受到接受。然而此一事件,从各方面看,又是一个违反宗徒们及当时的人事所期望的事件。一个在世界终穷之前的默西亚的个别复活,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的事件。难怪在福音中我们看见门徒们在基督重新显现时惊慌失措。

最后,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复活的见证人,因了他们的经验而完全有所改变,面对面的与复活的基督交往,使他们成为新人,成为福音的奴隶,急切地催促他们向整个世界有力地宣讲喜讯。犹太人抗议此一信里为亵圣!希腊人则认为是疯狂。但是、不论威胁或嘲笑都不能使门徒们缄口不言。他们的信心和宣讲的说服能力来自何处?宗徒们自己解释说:他们并不轻率地相信,因为复活的基督亲自给了他们有关他的胜利和他们传报佳音 任务的充份保证。此一解释,如果我们接受它,则完全说明到期教会的信仰与宣讲,而其它的假设都会遭到严重的困难。

历史批判方法的信证学把复活奥迹自神学范围内拖出,而置之于人间奇事之平面上,我想,这种做法没有任何用处。对某些人,此种方法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他们妄想科学历史能够实际地证明此一基督信仰中的基本信条。对于其它的人,此种方法树立了一个可伯的障碍,因为它好似在鼓吹应用科学历史的工具来做中立性的研究,并以此信仰的理想准备。许多谨慎的人,在诚实地分辨资料后,觉得应当承认,事件究竟如何发生再也不能如此容易地重新组构起来。而这些人,在对历史证据的评价上,可能较历史批判的信证学家更为准确。

如果我们希望感到古代对于复活作证的折服力量,我们最好站在新约所指点的地位上。这些记述是为信徒与真诚的探究者所写的宗教性的作证,真诚地寻求与天主来往的人,能在圣经中找到信仰的坚固根据。事件本身的宗教意义与门徒宣讲的超越特质合在一起,使人完全可以相信,基督的确给他所召选的朋友、显示他崭新的与光荣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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